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内在逻辑与弘扬路径
【提 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为实践导向，以敢于胜利与不怕牺牲为坚定意志的精神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始终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传承发展基础上，经由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历史的淬炼，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实践中逐步生成。斗争精神要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觉转化为实践自觉，要通过激发主体自觉、夯实思想基础、强化实践历练、营造环境氛围与构建长效机制的合力作用来实现。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 内在逻辑 弘扬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光荣伟大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高扬着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坚持敢于斗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正确认识并有效发扬斗争精神，从而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基本内涵
斗争精神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实践的精神风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的价值指引下，以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为实践导向，以敢于胜利与不怕牺牲为坚定意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追寻，展现着其斗争精神的丰富意蕴。
（一）以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为价值指引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根本价值指引。而有些资产阶级政党尽管标榜自己是“全民的党”，但其一切工作、一切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分配。恩格斯曾对美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揭露道：“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2] 与之相较，历史与现实无可辩驳地确证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其斗争精神的价值根基与利益归宿，在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历史上，“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3]。伫立于新的发展方位上，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发扬斗争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以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以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为实践导向
精神本身即涵有知行合一的内在品质，是对实践的昭示或启示。斗争精神在正确价值指引下，直接带动与促进共产党人的实践行为，内蕴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实践导向。无论敢于斗争还是善于斗争，归根结蒂要在斗争实践中加以彰显，由此共产党人斗争精神才能展现其精神能动性。但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不是蛮干、硬干，而是能够将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以抗美援朝这一以弱胜强的光辉斗争历史为例，面对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没有选择退缩妥协而是在全面考虑、深入分析后敢于出兵作战。同时党中央拖缆全局，积极掌握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敢于斗争直指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作为的实践勇气，善于斗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应对各种矛盾冲突的实践智慧，二者的相互促进、互为统一，正是党赢得斗争胜利的实践保证，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本质彰显。面对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斗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当以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实践行动，有效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三）以敢于胜利与不怕牺牲为坚定意志
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不是不问结果，而是时刻指向对胜利的渴望与追求。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4]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5]。通往胜利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做到敢于胜利必须不怕牺牲。“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6] 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为了国家与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的精神，因而才能在斗争中呈现出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敢于胜利与不怕牺牲的相互融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坚定意志体现。为夺取抗疫斗争的胜利，无数共产党人不计个人生命安危，牢牢驻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同贫困斗争到底，以顽强的工作作风和拼劲敢于斗争、甘于奉献。鲜活的人物事迹与生动的斗争实践，共同印证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以敢于胜利与不怕牺牲的意志品质，高扬着其斗争精神的事实。
（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追寻
目的内在地贯穿于共产党人斗争的全过程，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即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破除“三座大山”的压迫，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在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 的落后物质文化水平，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在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继续“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8]，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在于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就要发扬斗争精神，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胜一切有可能阻碍民族复兴进程的风险挑战。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理论意蕴的丰富性，来自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文化、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相互交织，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内在遵循的逻辑体系。
（一）文化逻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接续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重要源泉，其中的矛盾转化思想、自强不息精神与躬行实践思想共同孕育了斗争精神，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基础性文化根基与命脉。其一，矛盾转化思想蕴含发挥主观努力促成事物变化的思想内容，这成为斗争精神的主要理论意涵之一。《易经》中有诸多内容，告知人们在困难处境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扭转局势，实现好的前提，“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儒家思想则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实际就是强调人们以自身的积极作为更好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其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现代传承和重要转化。罗素曾对中国人评价到：“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9]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印刻着自强不息的文化记忆，涵养了自强不息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以顽强的意志力与坚决的行动力将斗争进行到底。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躬行实践思想，强调一种道德实践，即内在道德修养与实际行动的统一性，由此孕育出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兼具道德品质的高尚性与付诸行动的执行力。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继承发展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理论学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理论根基。由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属性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斗争性的继承与弘扬。始终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同资产阶级与其他压迫阶级作斗争，以将共产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斗争性的实际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弘扬这一优良品质，发扬斗争精神，将以往主要以暴力手段破除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运动，转化为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各种困难挑战作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斗争精神实践运用的方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阶级分析方法，并将其灵活运用到各种具体社会事件与理论的分析之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谓正确运用这一理论的经典著作，从根本上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成功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此外，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中国实际灵活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斗争中总结经验方法，如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准确把握斗争时度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实践方法原则。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历史的淬炼升华
斗争精神随共产党的产生而产生，而共产党一经产生，就嵌入到了反帝反封革命斗争的历史浪潮之中。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全面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在革命斗争中生成发展。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在同党内外错误思想的理论斗争、同困难条件下的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得到锻炼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将革命时期延续下来的斗争精神贯彻到底，实现了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极其艰巨复杂的，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严重失误，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看作了社会主要矛盾，并以为要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从而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也给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带来深刻教训，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必须认准方向，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把握好斗争的尺度。在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主题的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取得了历史性的成长飞跃。党带领人民投身各领域建设，在遵循民主法治的基础上，以敢干实干发扬斗争精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在以往斗争历史中淬炼升华而成，一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亦是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成长史。
（四）实践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实践的能动认识
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实践基础上的能动认识，其形成发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实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实践，发展斗争经验、锻造理性共识进而坚定斗争信念，推动各个精神要素的发展塑造，从而促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理论飞跃。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开展维护政治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社会稳定与发展、治理生态环境与抵御自然灾害等各方面斗争，以整体性的伟大斗争实践，不断深化着斗争精神多重层次的时代性发展。斗争实践的持续性作用，推动个体的斗争经验不断抽象，将感性层面的斗争经验向理性层面的斗争精神转化，逐步凝结为彰显集体意志的理性认识。信念是共产党人开展斗争实践的内在支撑力量，具有斗争精神必然要有坚定的斗争信念，“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12]。与此同时，斗争信念的坚定，真正促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有效发扬斗争精神，沿着正确的斗争方向不断开展斗争实践。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弘扬路径
“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13]，以组织引领为核心、以思想内化与实践外化为主要方式，以环境氛围与长效机制为关键保障的弘扬路径，助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由精神自觉转化为真正的实践自觉。
（一）组织引领：激发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主体自觉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4] 党的全面领导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党的各级组织力量特别是与共产党人直接发生作用与联系的基层党组织，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有力依靠，能够激发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主体自觉。例如，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让组织成员对自身斗争精神照镜子、找差距、学榜样，发展党组织成员的斗争精神。“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建设坚强战斗堡垒”[15]，引领共产党人在完成具体实践任务中高扬斗争精神。例如，在伟大抗疫斗争中，有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投入斗争第一线，背后依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有效发扬。基层党组织成员一般具有相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党组织成员在发扬斗争精神、完成斗争任务时往往能够并肩作战，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过程亦是对个人独特智慧与集体智慧力量的共同展现，党组织成员发扬斗争精神的背后是基层党组织的有力引导与强大支撑。
（二）思想内化：夯实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思想基础
思想内化既是共产党人对斗争精神理论认知全面性与深刻性的体现，更是对其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共同彰显。首先，要引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16]，在此基础上，深化共产党人对斗争精神的情感认同，并将其贯穿到培养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全过程之中。如，采用情境式的教育方式，通过观看革命影片，走访革命圣地，参观红色文化纪念馆等，在实际的情境中，融入对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引领，以期达到情景交融、以情动人的效果。价值认同既是建立在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又是对其进一步升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斗争精神的价值认同体现在对于其历史、现实与未来价值的全部贯通与共同体认上，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观念体系延伸至价值信念乃至信仰体系之中，一经形成，便不被轻易动摇。铸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斗争精神的价值认同，要致力于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观念体系内在层次上的递进与飞跃，引导中国共产党人由对斗争精神价值的肯定，延伸至意志的坚定、信念的坚守，以最终落脚到实际行动上。
（三）实践外化：强化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实践历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实践历练过程，既展现于共产党人的日常工作中，又展现在共产党人经受的重大斗争磨砺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17] 日常工作是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进而提升斗争精神的重要实践场域。要引导每一名共产党人在日常工作中化被动为主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而发展其斗争精神。主动工作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对工作中困难与难题的解决与克服，对艰苦工作的自觉承担上，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否将斗争精神应用于日常工作的直接表现。毛泽东曾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18] 重大斗争对比日常工作，往往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的特点，并且要直接受到斗争精神的调动与支配。因此，共产党人能够在重大斗争中受到更为集中性、强化性地历练与磨砺。引导共产党人在重大斗争中磨砺斗争精神,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让共产党人投身于重大斗争一线之中，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进而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
（四）软性保障：营造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环境氛围
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9] 置身于社会关系中的共产党人，要受到各种环境氛围的影响，其中必然既有阻碍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消极因素，又有推动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积极因素。要通过优化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社会舆论环境与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主动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良好的环境氛围中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为此，首先要辨明是非，认清公众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舆论态度。目前的舆论场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从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20] 因此必须有所作为，对错误舆论进行及时、有针对性、有立场、有原则地批驳，同时发挥主流舆论场的主导作用，树立以弘扬斗争精神为荣的舆论导向。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亦是吸引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明确要求：“各级要支持和保护那些敢讲真话、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让潜规则失灵，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1] 因此要及时纠正不良之风，消除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从而为共产党人弘扬斗争精神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五）硬性支撑：构建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长效机制
弘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精神，要在优化环境氛围的同时，加强长效机制的构建，以使其真正落地生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的长效机制，由角色引导机制、担当作为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构成。角色引导机制在于通过引导共产党人对自身角色定位、角色身份的认知认同，让共产党人认识到自身角色与其发扬斗争精神内在的紧密联系，进而在角色身份的牵引下，正确发扬斗争精神。共产党人角色身份转换与时代发展相伴随，尽管主要斗争任务、斗争条件、斗争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角色转换”中永葆革命本色。构建激励机制，要以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为抓手，保证斗争精神落实到行动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作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重要方式[22]，强调了提升共产党人斗争精神与该机制的正向对应关系。构建监督机制，是以一种外在约束力督促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斗争精神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相应的监督机制，给那些不能发扬斗争精神的共产党人以一定的制约力与威慑力；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构建使共产党人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在正确的前进轨道上，防止有人打着斗争精神的旗号与名义违背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搞无原则、无底线地错误斗争。
注释
[1][2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第410页。
[3]《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 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
[4][10][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第1516页；第1161页。
[5][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 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9]【英】罗素：《罗素文集》，王正平译，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2]《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
[13][14][16][17]《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15] 陈家刚：《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践价值及制度支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特约责任编辑 唐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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